中国:一个正在迷失方向的国度

2016-10-15 01:00:35 来源: 中国观察杂志 浏览次数: 292
 

中国:一个正在迷失方向的国度

文/王寒非

 

中国的伟人时代就是毛泽东时期的纯精神时代,就是毛泽东用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和智慧照耀下的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理想和充满向往的伟大的精神时代。

在这个精神至上的伟人光环里,我们都无一例外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奴隶,我们激情高昂的追随着毛泽东思想,把他的思想当做黑暗中的灯塔;当做饥饿和贫困中的食粮;当做寒冷中温暖我们的柴火,但我们无怨无悔,因为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被欺骗和被奴隶的感觉,因为毛泽东自己也和我们一样,是他思想坚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他自己也和我们一样在忍受饥饿和贫穷,他在用他的思想照耀我们整个时代的同时,也在照耀他自己。

但这样的时代总是短暂的,他随着伟人毛泽东生命的终止而终结。接下来的是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纯物质时代,这就是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主导的经济改革时代。这是个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纯物质时代,随着这个时代的推进,我们最初的那股热情渐渐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迷惑和彷徨,是空虚和愤怒。因为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个物质时代时,看到是无处不在的掠夺和欺诈,是泛滥成灾的政府腐败和堕落,我们眼里根本看不到公平和正义,更看不到思想和精神。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的整个时代已被深深的误导了,我们从一个物资贫乏而精神富有的纯精神时代,被误导进了另一个物质看似丰富而精神却极度贫乏的纯物质时代。这是两个极端对立的时代,如果说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精神的误导现在仍然无怨无悔,是因为那时有毛泽东自己和我们一道共同坚持公平坚持真理坚持正义,而现在我们的愤怒是源于思想禁锢和政治欺诈: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完全迷失了方向,完全丧失了执政精神和灵魂,然而更可恶的是,政府自己没有思想没有灵魂后,也不让别人有思想有灵魂:不准我们说真话,不准言论自由,谁坚持真理就打击谁,谁言论自由就让谁不自由。这种纯粹服务于政治专制的愚民式的思想禁锢,以及与之极不相妥的经济发展,严重把我们的时代引上了完全病变的歧途。也可以这样说,思想禁锢导致了时代的精神空虚,而以这个基础为前提的物质丰富却更直接的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最通俗的说法是:没有思想灵魂的时代是道德败坏品质低下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掌握大量财富后,将进一步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德构成深远的危害。以此类推:一个没有思想和灵魂的政府肯定是个腐败堕落的政府,这种没有社会公信度的政府握有大量财富后,将可直接的危害社会秩序并严重招致和引发全社会的不满和憎恨。于个人也一样,没有道德精神后财富也就成了腐化和堕落的载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先富起来的人都普遍招致社会的反感和仇视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没有思想的活力就不会有社会的活力,一个没有活力的时代,毫不疑问就是一个腐朽和堕落,沉闷和压抑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绝对不会有创造力和生命力,更不会有凝聚力和号召力,政令不通,中央对基层的失控,以及社会对政治的不满和冷漠足以证明这点。这就是中国60余载的思想禁锢导致的一个从精神的极端到另一个纯物质的极端带来的结果。说的更直接些,思想禁锢严重导致了政府迷失的同时,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迷失。

思想禁锢导致的政府堕落

政府的堕落是由丧失思想和灵魂后的制度化腐败导致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禁锢: 一是以纯经济的利益奴役否定毛泽东的纯思想精神奴役;二是以纯经济的利诱转移人民对自由思想的向往和追求。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的精神被否定后,中国的统治者同时也对可能产生的自由思想精神给予了强有力的禁锢和打压,取而代之的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纯经济利诱误导。换一个说法就是,毛泽东以思想精神代替饥饿和贫穷的纯精神奴隶,被邓小平及其后来的继任者简单的改换成了以物质利益代替思想精神的纯物质奴隶。这是更危险的执政,如果说毛泽东的纯思想精神的执政只是一个短暂的不可效仿的伟人时代,那么以禁锢自由思想精神为基础的纯经济的发展,则会把整个时代推进堕落的深渊,如同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他令人畏惧又令人憎恶。

为了达到纯物质的奴隶,中共中央集权完全采取了以残酷剥削廉价劳动力的方式获取财富,这使得中央集权在短期内迅速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丰厚的政治集团,而与此相映成辉的是占大多数人口的全社会底层普遍的贫穷和怨恨。

中央集权的暴富之道很快被基层政府效仿,他们对矿产资源不计后果的开发和对民间财富无耻的掠夺,更直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阶级矛盾的两极分化。而对官员的管理也完全屏弃了毛泽东时期的纯精神领导模式,采用了以纯物质利诱的方式管理干部,这种纯物质奴隶的执政,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和中央集权之间的猜疑,从而把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扭曲成了一种纯利诱模式的经济利益关系。这种以经济关系为纽带的政府机器运转,最直接导致了中央对地方的政令不通,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集权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出台的大多法律法规一到地方后就被变通和被曲解或涂改的原因所在,这也是典型的对中央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行为的反弹。

官僚和腐败也就在这个基础上不可遏制的泛滥起来,因而在政府机关谋取差事成了人们最首要的选择,一人当道鸡犬升天后,相关的裙带关系也应运而生。因为当官就意味着能发财,所以在中国没有不贪的官,只有贪多贪少的区别而已。于是有人说中国官员如果排起队来用机关枪扫射,全部枪决可能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打一个就会有很多漏网的。

但中央集权对此显得无能为力,为了避免触及社会矛盾全面爆发的底线,给政治变革赢得更多时间,中央集权除了牢牢控制军队和紧抱既得利益外,开展了空洞且自欺欺人的所谓三个代表等思想教育,表面上虽得到了层层响应,而背地里却遭到地方官的普遍嘲弄,因为身在其中的基层官员自然也知道,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由上而下造成的,否则为什么不敢让全社会公开监督江泽民等政要及相关亲戚朋友的财产呢?还有,为什么中国的太子党会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控制言论自由的本质是否也包括维护权贵阶层的既得利益?

但即便如此,中国庞大的基层官员依然是纯经济时代的受益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私下里对中央集权抱怨连天,却又对自己的职位恋恋不舍的原因所在。

然而由于这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是一种纯经济利益的关系,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自然也就停留在做表面文章和做直接有利可图的个别具体事物上,他们不会在乎所谓的民生和民意,只在乎上级对他们政绩的认可,为升官发财创造更多的理由和借口。

所以在中国要彻底的变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将毫无疑问会遭到既得利益阶层强有力的反对和阻挠,现在可以预见的是,中共政府机器内的腐败行为将进一步扩大和蔓延,直到整个政府机器完全瘫痪为止。

不过,也许不会等到那一天。但这得看接下来的中共最高统治者会有多大的智慧和气魄。

思想禁锢导致的文化沙漠

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国整个的文化和艺术都显得呆滞而没有活力,中国的文化人士和所谓的文学家及艺术家骨子里的奴性决定了中国文化缺乏应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中国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一直无法获诺贝爾奖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但这绝对不是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们自己的过错,归根结底是中国思想禁锢和愚民政治的结果。

但自相矛盾的是这些统治者一直在高喊所谓的文艺创新和科技创新,可如果没有独立自由的思想革命精神,怎么会有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创造力呢?于是在纯经济的利诱下,我们的学者们急功近利的炮制了大量空洞而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学术论文,抄袭和剽窃也因此蔚然成风。等等这些,都是思想禁锢和纯经济利诱的结果。

因为工作关系,笔者近年来接触了国内大量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及博士生导师,他们除了照本宣科和机械的模仿他人外,几乎没有任何纯粹属于个人的思想,更谈不上骨子里有不拘一格的思想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也就是说,他们在机械的学习别人的时候,最后把自己也弄丢了,成了令人生厌的书呆子,尤其涉及政治领域,要么盲目的高喊要照搬西方民主,要么盲目的遵崇孔孟之道和懦弱的儒家思想,一点也没有来自现实的悟性。研究生以下到大专生以上就更是如此,大多一涉及政治就谈虎色变,唯恐躲之不及。要知道,政治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无处不在,关心政治关心变革,就是关心我们自己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和生命空间,可是他们没有。他们除了拼命的工作成为机械的赚钱工具外,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精神,更谈不上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灵魂,他们成为地地道道的金钱奴隶后,同时也成了当政者思想禁锢的奴才。

一个没有思想灵魂的人是不会有真正源自精神的幸福和欢乐的,哪怕他受到教育再多,并且于他,所接受的教育越多,越成为一种包袱和负担,因为在接受别人教育的时候,他自己反而迷失了。原因是那些教育他们的老师们自己首先就是迷失者,一个迷失者教育另一个迷失者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因而针对中国能否办出世界一流大学的争论一直没有平息下来。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大学一直在培养奴才,最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没文化的当老板,文化高的当秘书,深层含义是没上过多少学的敢想敢做,有创造力,而念书多的循规蹈距,反而什么也不敢去做不会去做。这就是中国应试教育的悲剧,它为中国的统治者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奴才。但,中国文化人在这方面的反应总是最迟钝的。

针对中国是否有世界一流大学的争论是近几年才真正开始的。在西方大国对中国的这种争论保持沉默的时候,莫斯科大学校长表态说北京大学已是世界一流的大学。随后是被誉为大师的北大教授季羡林先生也肯定北大已是世界一流大学的说法。

西方的沉默显然有意避免刺激北京,以免被中共的统治者借机煽动民族情绪,但被冠之以所谓大师的季羡林先生对莫斯科大学校长的盲目响应,却让人看到了残存在中国学者骨子里的奴性和盲从。

季羡林先生写过几篇茶余饭后供人消遣而对现实毫无价值的小品文就被封为大师,可见中国是真正没有拥有独立思想精神的大师。

有一种最现实的说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期,莫斯科一直在对中国的革命运动不切实际的指手画脚。可是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找到属于自己道路的却是从来没有流过洋泥腿子毛泽东。

所以中国问题最终还是中国人自己看得最清楚。但季先生的迂腐和没有血性是不能怪他自己的,他本人也是统治者思想禁锢的奴隶。

由于争议的不断升级,中国统治者的精英们也沉不住气了。尽管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回避了深层次原因。

中国总理温家宝年前在一次与清华大学教师就中国如何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座谈时,承认中国没办出世界一流的大学,但提及原因,认为是大学太把经济利益放在办学的重要位置,使大学失去了自己的灵魂,至于更深的大环境原因,温家宝先生没有提及。

也许是温家宝的讲话效应,北京大学已离休的许智宏校长也于今年412日在一次会议上承认北大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还当庭炮轰“985”大兴土木建造世界一流大学设施的大跃进举动,认为一流大学不是金钱堆出来的

许智宏校长的讲话是在其离休之后,而“985”工程是在他在任的200985日启动的,那时他为什么不炮轰?现在离休了当马后炮,是不是有小人之嫌?

但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总算有人站出来说了真话,尽管他和温家宝两人的话都是表面上的点到为止,但也很难能可贵了。

也许是温家宝和许智宏的讲话效应,中国的很多网民也开始在网上公开热议此话题。我不敢肯定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已开始觉醒,但起码的一点是我们已经有人在开始对中国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了有限的反思了。就算鲁迅活到现在,也未必敢讲真话,不敢说真话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况且就算他说了,也未必有人敢发表。要知道,中共对言论和出版的管制之严厉,已远远超过鲁迅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如果说只有那个时代才能出现真正的大师鲁迅的话,那现在只能出季羡林这样的大师

但中共需要的就是季羡林这样的大师

需要这些没有独立思想精神的軀殼大师来愚昧人民。

中国的文学艺术界也如此。

如果说中国在五四时期出现过鲁迅和趙树理等一批还算有骨气的作家的话,那么中国自1949年至今,几乎没有出现过一部像样的文学作品,这段时期所谓的中国作家,充其量不过是一帮政治工具,就像文革后《芙蓉镇》之类的所谓伤痕文学,顶多只是政治应试作文的另一类文体罢了。因而在中国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更多,难道真的是中国人的美好感情都已被铜臭彻底污染了吗?当然不是,正确的回答是:中国已经没有真正能唤醒心灵的诗歌和诗人了。

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应该是以时代的幸福为幸福,以时代的痛苦为痛苦,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除了无病呻吟已没有任何可以让人留恋的东西了。

文学的本质是唤醒灵魂和唤醒时代的精神。

所谓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指的就是文人内心的脆弱和思想的简单肤浅。而真正的伟大作家,同时也应该是能给人以博大的精神启迪的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比如《战争与和平》它留给世人的就远远不止文学本身。

可这些,正是中国作家所缺少的。

德国的柏林书展是去年举行的,中国的官方组织了大量作品参加,却无一获得好评,更别说获奖。

但中国有一个叫王蒙的作家却在书展期间说中国的文学艺术正处在百花齐放的繁荣时期

这是地道的阿Q思想。但话又说回来,中国作家如果明白他们自己是阿Q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当阿Q了。

正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是啊Q,所以他们才是真正的阿Q

中国的电影电视也如此。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居然就拍不出一部像《卧虎藏龙》和《断臂山》那样的奥斯卡影片,出不了一位台湾李安那样的世界级导演。

因为工作原因,笔者近年接触过很多内地的文化官员,针对中国文化市场的萧条,他们感叹的是世风日下,民众文化素养不高之类的怨言,从来就没在深层次上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大萧条进行深刻反思。

可拿香港比较。

香港是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城市,可在香港的街道上,书店和书摊几乎随处可见,尤其有些热闹地段书摊和书店更是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可在内地各大城市通常你找半天也未必能找到一个书摊和书店,原因很简单,香港是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地方,同时也是世界上出版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文化市场的多元结构使任何人都能在这里买到所需的书刊,而内地,严厉的出版管制使市面呈现的几乎都是一个面孔一个腔调的说教书刊。要知道,人性是多元的,每个人的需求可能都不一样,而对于这些千遍一律的书籍,人们早已厌倦和不懈一顾了,而真正启迪智慧和激发自由精神的书籍又根本找不到。也就是说,当人民对现有的书籍产生审美疲劳后,我们的文化市场能不萧条吗?至于很多书店,都改以销售学生书刊为主,那是因为学生需要考试,不得不死记硬背。

从新中国到现在,我们的文化思想几乎成了一潭死水。

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崩溃

由于纯物质的执政理念误导,中国民间的核心价值观正面临彻底瓦解和崩溃。

这是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以及对枯燥无味的道德文化的深层次抵制的结果,更是公众对政府和社会的叛逆,这种思想精神的流失与公众道德文化的沦丧。加之在纯物资执政理念的引导下,公民的人性和人格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因而在中国,大多民众的思想意识里除了金钱外,几乎已无他物。也就是说,政府不择手段的敛财手段遭到公民的效仿后,整个时代的价值观也改变了。

在国外,一提到中国的商人大家都心有余悸:他们剽窃俄罗斯先进战斗机的制造技术;有组织的嫖窃西方先进的商业机密,而他们自己却很少去发明创造。

政府尚且如此,民间投机意识更是强烈:他们为了赚钱不惜制造毒奶粉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有毒食品,和制造市场普遍流通的伪劣商品和假冒产品,他们的经营思维里充满了欺诈和投机,他们以钱多为荣,并因为有钱而自高自大和为所欲为,耀富和炫富以及以富压人欺人的变态行为,在中国已猖狂到了令人憎恶的地步,人们的道德标准已被金钱和物欲彻底控制了。中国的名间流传一种很时尚的价值观,即:笑贫不笑娼。意思是只要有钱就会被尊重,不管你的钱是怎么来的,否则你再高尚也被人耻笑。等等这些,难道就是邓小平先生的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核心所在吗?

笔者多年前在中国认识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一有空就常常到小巷子里找算命先生给他算命和看手相,他认为现在的人也没有什么可以信仰的了,如果去相信政府,还不如去相信算命先生的谎言。

如今,我跟那位诗人已失去联系多年,也很少在中国的文学期刊看到他的诗作了。

想必诗人已燃尽激情,隐入尘世中去了。

但话又说回来,就算他还在写诗,也只能写些自己都看不懂的莫名其妙的诗句来,因为按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灵魂早已忘记了回家的路

这种由于对政府和对道德文化的怀疑导致的颓废,使得整个中国的社会秩序发生根本性混乱。

笔者不久前遇见一位中国基层警官。

这位警察告诉笔者,现在整个社会都对他们警察有成见,认为是他们破坏了社会和谐与稳定。可是谁了解他们的苦处呢?他们派出所的警员就那么几十号人,犯案率又那么高,怎么忙的过来?

这位民警察说,他们现在的破案率还不到25%,可上头却要求他们每年完成政治指标。设备差、人手少,加之经费严重不足,他们根本无法达到上级的要求,为了交差只好造假,虚报破案率。

这位民警说,在他供职的那个县,老百姓出了名的素质高,处理稍有偏差就上访告状,并且就算处理的再好,老百姓也不信任他们。

我们也是人,这位民警说,我们也有家小,也要有节假休息,上级却一点也不理解我们

这位警官的话让笔者很是沉重。

如果政府的执政能取得公众信任的话,公众就会自觉的遵守法律法规,并自觉地成为这些法律法规的维护者和捍卫者,我们就不会需要太多的警力。

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当法律的缔造者和执行者成了法律的践踏者的时候,公众还会相信政府吗?

反过来说,当公众对法律失去信任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法律的践踏者。

如果是这种局面,再多的警察也无济于事。因为在法律健康运行的情况下,警察充当的只是辅助角色,公民本身才是主角。

一个完全依赖警察维护秩序的社会,它绝对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并且警察在这里的职责也将失去本来的意义,因为它在这里充当的只是统治者的打手和帮凶,而法律只是理由和借口。

但是这在中国却是严峻的现实。

由于社会治安形势的急剧恶化,和官民关系的日益紧张,中央集权为巩固执政地位,不失时机的利用一些新闻事件来舒缓国内矛盾。中央政府的这种做法可谓一石二鸟,一来回应西方大国对中国人权的指责;二来转移民众视线,以达到安抚民心的效果。

王家岭煤矿因为透水事故导致一百五十余人被困井下,中共为彰显对生命的关怀,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救援,并在救援过程中动用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各大媒体现场报道。

最近的一次是今年414日发生在青海省玉树的一次导致2200人死亡的“7.1”级地震,中共动用了二炮在内的大批部队参与救援,整个过程都有全国大多数媒体现场报道。之后,还把421日定为了全国哀悼日,强制全国所有电视媒体在哀掉日这天全天候滚动播出哀悼现场及回播地震救援情况。声势之大,历年来少有。

这种刻意转移民众视线的做法也从另一面暴露出了中国的虚弱。了解真相的人都知道,中国每年在地方公安被刑讯逼供致死的人都远远不下5000,至于致残就更不计其数了,遗憾的是这些受害者,家属因屈服于当局的压力,得到一定金额的补偿后都愿意隐瞒真情不再出声了。

对于中国,它没有暴露的总比被暴露的远远要多的多。也就是说,中国民间对中共的怨恨和不满的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我们正常的想象。并且可以预见的是,中国针对民意的打压将来还会更残酷更冷漠,当然还会更隐秘更高明。

也许有人会问,毛泽东贫困时期的犯罪率为何远远低于经济繁荣的现在呢?答案很简单,毛泽东是用它强大的思想精神填补了人们物质生活的贫乏,而现在是用纯经济的诱导填补思想精神的空虚和苍白,并且由于严重的分配不公和司法不公,捍卫自身利益的贫穷者也成了既得利益者眼中的罪犯,被冠以了莫须有的罪名。

造成今天这种难以收拾的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缺少针对政府的强有力的监督和制约。也就是说,中国应该在毛泽东纯思想精神的伟人时代结束之后,立即采取一种更具活力的民主制度管理国家,而不是现在这种禁锢思想,扭曲人们心灵的纯物质的奴隶手段。就像台湾蒋介石时代结束后进行的民主制度改革一样,它确保了台湾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一党专政只适合于短暂的伟人时代。

没有纯粹的思想精神作支撑的专政,只会使国家和人民走向堕落,并最终迷失方向。

 

                2010424

                  本文原载《中国观察》2010年夏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