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党派关系以及中国可能的未来格局

2016-10-15 00:57:35 来源: 中国观察杂志 浏览次数: 332
 

中国的党派关系以及中国可能的未来格局

文/王寒非

 

法轮功不应该让仇恨蒙住自己的眼睛

由于法轮功在内地的壮大和覆灭以及其后在境外迅速扩张成为一支浩大的反共队伍都与政治有直接关系的缘故,我才把一个纯大众性质的近似宗教活动的组织并入政治范畴来谈。

法轮功在内地的迅速成长是中国政治现状造成的。而这现状指的就是思想文化禁锢导致的精神文化空虚。谁都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相应的思想文化却一直处于高度的压抑状态,法轮功的思想文化精神也就在这之后不失时机的弥补了这一空缺。法轮功遭打压的原因也在这里。

法轮功遭当局打压的首要原因是它的壮大危及了当局的统治地位,致使政府政令不通,其次是它如果一旦被境外政治势力利用,对中共政权构成的威胁要远远大于八九年的六四学潮。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者只是一帮热血青年学生的盲目冲动,并且其热情一旦冷却后,盲目的民主精神就会随之烟消云散。而法轮功的参与者大多是成熟的成年人,如果他们被外部势力利用,当局的打压将非常困难。有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六四学潮被镇压后,中国的高校迎来了二十余年的平静,可法轮功被打压后,其崇拜者和追随者在中国依然无处不在,不同的是之前在明处,之后在暗处。

法轮功遭当局打压的另一个堂而皇之的原因是它的存在的确危及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稳定。这依然与政治环境有关。我不否定法轮功本身的魅力,也不相信很多人信仰法轮功是因为对它有正确认识,并能理智对待之,而更多的却是盲从者,并且由于对法轮功思想精神的曲解,使之在运行时不但得不到良性结果,反而成了危害日常生活健康的因素。尽管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当局的长期思想禁锢,使人们对宗教思想缺乏正确的认识所致,但它一旦漫然开来,一点也不逊色于当年的鸦片对国民的危害,因而在法律法规对其失控的情况下,清洗自然也就成了唯一的选择。所谓的舍车保帅和隐痛割爱也就如此。就像一个饿急了的人不加选择的拿东西就吃,如果在明知他吃到的是有害于他的有毒物质时,政府的干预也就合情合理合法了。这个制止过程后来出现了一些不该出现的极端残酷的过度行为,虽然与法轮功根深蒂固的思想渗透有关,但更多的却是中共强势政治导致的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所致。这也是法轮功在境外壮大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六四学潮是中共打压激进民主思想最血腥一幕的话,那么上世纪九十年代对法轮功的打压则是中共为维护专制和排斥异己的最残酷杀虐的一幕。前者导致了中国文化界对中共统治长期的憎恨,而后者,却直接导致了全世界对中国的指责,虽然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中,任何中国领导者都会果断而理性的采取强硬措施,但它的本质是摧残人性和践踏人权的,其一,事先没有相关政策措施对法轮功加以规范,最终导致法轮功肆意扩张;其二,在亡羊补牢的采取强硬手段时没有理性的对具体的执法行为加以强有力的节制。

法轮功在境外重新壮大并成为坚定的反共势力的第二个原因是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所致。法轮功在内地的覆灭成了外国政治家操纵民意对抗中共的筹码。法轮功长期以来在境外对中共进行的歇斯底里的谩骂和诋毁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但法轮功的这种对抗行为除了作为别人的政治工具和棋子之外,对自身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一来,过去发生的一切具有其特定的背景因素,法轮功自身也该承担相当一定责任,法轮功应该知道,在当时国民思想极端禁锢的政治背景下,放任法轮功肆意扩张,容易对国民进行误导;二来,法轮功没有严格检讨过自己的缺陷,和真正净化过练功思想,把许多并不领会法轮大法思想的平民百姓误入了走火入魔的歧途,从而成为毒害自己和毒害社会的病原扩散地。三是,对中共谩骂和诋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因为作为法轮大法来说,它的本质意义是服务于民众和社会,如果总对往事耿耿于怀,被仇恨遮住眼睛后,对是非和真理的判断力就会丧失,并最终导致法轮大法黯淡无光。

因为工作原因,我近年来在香港接触过不少法轮功的大佬级人物,可他们似乎很难听取别人的不同意见,并且由于极端的仇恨心理,对中共执政完全采取否定态度,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这种极端行为最终损害的是法轮功自己。

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明问题。

在香港的街头巷尾,几乎随处可见法轮功针对中共的骇人听闻的反面宣传,我印象最深的是法轮功宣称中共有七千多万党员退党。我出生在内地,并一直在内地工作和生活,跟中共官方一直有很广泛的接触和交流,中共庞大的党员队伍中根本没有出现过所谓巨大的退党潮,甚至就是小规模的退党潮也不曾出现过。首先,中共的建党宗旨本身就是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就算后来出现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它的党员们都相信是基层政府和基层官员乱作为和无作为所致,很少有人以退党的方式表示对共产党的不满,并且就算想退党,也不敢作出具体行动来,因为中共走的是高壓政治道路,退党在他们看来是大逆不道的叛徒行为,这种出头鸟谁也不敢做,因而他们就算对政府再多怨言,也顶多是以上访和提意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抗议;另外,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共的党员本身大多是国家干部,而国家干部本身又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之一,谁还会主动退党呢?

那么,法轮功所谓的退党潮的说法是怎么来的?笔者有一次故意上街看法轮功的宣传,人还没走近,工作人员就迎上来往我手里塞资料,然后,一帮人就跟着围上来对我宣传中共退党大潮的事情,为了使我相信,还拿出一本密密麻麻的写满名字的本子给我看,说这都是这几天在他们那里签名宣布要退党的内地官员,并问我是不是党员,要我也在上面签字。当知道我不是党员后,又凑近来问我是不是团员。我说我现在都四十出头了还是团员吗?对方便引导说,那你曾经是团员吗?我说我曾经也不是团员。对方就说,那没关系,只要你反对共产党就行,还说,你不敢签的话,我们代你签,随便签个化名也行。

我这时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法轮功指的中共七千万党员退党的来历!

这纯粹就是伪造和虚构。

是恶意诽谤和诋毁。

这只能证明法轮功的盲目和对中国现实的无知。

法轮功何时堕落到这种境地了呢?

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团体和政党应该时刻都有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显然在不断的对自己进行更新,其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相继提倡的建设和谐社会和要求官员依法行政以及严重打击权力腐败等一系列执政原则,都足以证明其在对过去暴力政治的间接反省和更正。从中共的专制在这种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中威然屹立,并得到长足发展这点,充分说明中共在顺应时势和自我净化及自我调节的能力上,已远远超出我们正常的想象。

法轮功却恰恰相反,这些过激的举动都说明它已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丧失了最起码的现实判断力,因而当中共在世界舞台上展示其强劲的生命力时,法轮功却凄凉的沦为了骂街的泼妇,其作为宗教思想精神本身所应该具备的博大和宽容早已荡然无存,尤其现在这种苍白无力的对抗行为,只能证明它已失去了应有的自信和应有的再生能力。

法轮功从在内地迅速壮大,以及覆灭后成为境外坚定的反共势力,每一步都严重偏离了作为宗教精神最基本的特质,盲目的对抗将加速自身的灭亡。

一个被仇恨扭曲了灵魂的宗教离真善美只能越来越远,并最终沦为真正的邪教。

但不管怎么说,法能功都是中国政治的牺牲品,如果不是中共残酷的思想禁锢导致了时代极端的精神空虚,人们自然就不会饥不择食的盲目追随法轮功,最终成为中共的打击对象。

中共始料不及的是,法轮功在内地覆灭后,会在外地重新壮大并成为一支浩大的反共势力。

也就是说,法轮功如果不在国内遭政治打压,就不会在境外获得普遍同情和支持,更不会成为西方对抗中国的筹码。

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这么说,法轮功本身也许并没有太大的生命力,是人为的政治因素成就了它。

这也许就是中共后来的继任者坚持要人性化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香港民主斗士们的恐共心理与逃跑主义路线

香港民主人士的恐共与惧共心理直接导致了两种极端路线:一是逃跑主义路线;二是投降主义路线。

香港民主人士的恐共与惧共心理源于极端的对抗心理。

在英国统治时期,担心中共武力收复香港,革这些民主人士的命;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更害怕中共随时翻脸,被清除异己,所以都办了英国绿卡,以备一有风吹草动,就拔腿走人。

这些追随西方价值观的民主斗士,大部分在香港政界拥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害怕中共对他们进行清算,更为了未来的革命需要,都随时做好了远走异乡的准备。

与这些悲壮的民主斗士相比,投降主义大多在中下层,他们在香港政界没有显赫的地位,也不愿意轻易放弃在香港好不容易打拼来的既得利益,加之抗拒不了中共的小恩小惠,于是选择了投降主义路线。

这是那些民主斗士们最痛恨的事情,因而在他们看来,这些投降主义都是背叛民主精神的势力小人。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这类人在香港民主营阵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

笔者就认识一位姓余的,是香港北区的民主党议员,因为叛变民主党,暗中投靠中共,最后被民主党以逼退的方式清理了门户。

但即便如此,余还是香港北区的无党派独立议员,并据说是得到了亲中共势力的暗中扶持。

那么,香港的民主人士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恐共心理呢?

究其原因有二,一是与国民党六十年以前在内地惨败给中共后的恐怖心理有关;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六四学潮和九十年代的法轮功在内地遭中共残酷镇压有关。

但最根本原因是对中国的具体国情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认识。

笔者曾在香港遇到一位姓何的女士,是一个刻骨铭心的仇共者。原因是其父母都在解放战争时期遭中共杀害,她随爷爷逃到台湾后,一直没敢再回内地。在她看来,中共就是容不下任何不同政见的邪恶政党。她的父母就是因为是国民党党员,在她刚七岁时双双被中共枪杀。

她对中共的成见之深令笔者很是惊讶,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段血雨腥风的时期,但我明白那些都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特定的悲剧,在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互有牺牲是正常的,可那毕竟已经六十多年以前的历史了,再说两党经过多年的磨合,已不再有当初的那种相互残杀的敌对心理。况且,国民党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不也曾残酷的杀害了很多中共革命人士吗?

可我无论怎么解释,那位姓何的女士都无法接受共产党不是邪党的说法。

但她毕竟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因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没有改变,走不出历史的阴影,也属正常。

可在开放的香港居然还有很多年轻人总纠缠在六四情结里,并因此对中共产生一些极端的思想认识,就很难让人理解了。

发生在上午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六四学潮严格的说是一次脱离国情的激进民主运动,当时的中国当然无法接受也无法承受,况且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历史了,因为片面的听到过多的西方和那些逃亡美国的学潮骨干及法轮功反共人士的不理性言论,就一成不变的断定中共是邪恶政党的说法是武断和偏激的。

笔者有一天晚上到香港旺仔街头一休闲性质的图书馆查找资料,遇一年轻女子。是该休闲书店老板。知道我是内地来的后,问我内地政府是不是跟踪她们这些从香港过去的游客,尤其是民主党派的民主人士,据说一不小心走漏了嘴说了不满内地的言论就会马上被抓去坐牢,我当即反驳说,如果不违反内地法律法规谁也不会抓你,更何况提意见是为了促进工作,就算过激了点,也不至于被抓。

可怎么解释,她就是半信半疑。

这位年轻女子的话一点也不假,香港民主人士的确从骨子里就惧怕共产党。

因为工作需要,笔者近年来在香港结识了一些香港立法会的民主人士,他们几乎都对我的内地公民身份很感兴趣,都希望从我这里了解更多中国内地的民生情况。说是他们不敢过境内地,一到深圳就被中共的便衣尾随跟踪,别说接触普通大众,就连日常生活起居都不方便。还说如果要到内地见我,都只能由他们临时物色的助手代劳。

不亲自到内地,不亲自接触内地民众,又怎能真正了解内地呢?

光凭道德途说,不亲自深入体会,就不能客观的认识问题和看到问题。就会产生更偏激的言论和更极端的行为。并且由于这些行为导致的心虚,逃跑主义路线也就时刻跟他们在一起了。

据笔者了解,香港立法会的民主人士们大多持有英国和美国及德国绿卡,他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除跟这些国家的反共势力有着密切的接触和联系外,很少公开跟中国内地去的人打交道,生怕一不小心遇到中共的特务,并且由于这种长期的自我封闭心理,他们在香港的行为方式都非常极端和怪异。

梁国雄是香港民主人士中最激进的人物之一,据说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为妻,因为持有德国绿卡,并随时可申请国外避难,其在香港的言行几乎无所顾忌,为显示自己的民主斗士精神,常常有意触及香港法律极限,甚至哗众取宠的抬棺材上街游行,宣示自己作为民主斗士的独特性。

和梁国雄同在一个政治组织的还有一个姓何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竞还创办了一家叫《癫狗》的刊物,专门用以攻击竞争对手。

比起激进人士梁国雄等人的不拘一格,民主党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显然更理性更克制,他们的直接后台是美国和英国。

民主党跟美国的联系其中包括六四逃亡到美国的遭中共通缉的骨干人士,他们经常联合在香港举行活动,内容包括中国是不是大国之类的恶意讲座。

为了巴结美国人,民主党卸任主席李铭柱还在美国的一家大报上刊登文章,要求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权问题,结果招来内地和香港媒体一通臭骂,最尖锐的言辞是指的他是卖国贼汉奸。除此之外,还因为法轮功举办的大纪元报有境外政治势力支持,民主党大佬们经常在上面露脸。

民主党大佬的这些动作,一来为在香港捞取个人选票;二来是讨好外国政治势力,以便获得更多的境外支持;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抓住境外这几根救命草后,关键时刻逃跑可多一个地方歇脚。

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民主斗士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改革中国,而是为了个人谋取政治资本。关子绕来绕去,最后的核心点还是个人利益。

香港民主党现任主席何俊仁先生曾公开宣称民主党是中国最大的在野党,言下之意是其政党未来要跟中共在大中国一决高下。

这是何等豪迈的雄心壮志,中国能有另一个成熟的政党跟中共良性互动,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催人振奋的事情。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其一,任何有理想和有信仰的政党都不可能有逃跑主义路线,比如当年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核心人物都办了国外绿卡,时刻抱有逃跑主义思想的话,谁还会相信他有坚定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动不动就想逃跑谁还敢跟他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

没有契而不舍和死而后己的革命精神,革命又怎么能取得成功?

况且,对于一个真正的战士来说,战场就是他的天堂,战死沙场是他的幸福和荣耀。

一个时刻准备逃离战场的战士还算真正的战士吗?

民主党人动不动就叛变卖党,是不是本身就包含对核心人物逃跑主义思想的不信任和不满?

其二,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民主党动不动把境外激进势力当成救命草抓在手里,是否意味着民主党根本没有自己的革命精神和思想灵魂?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灵魂,它的凝聚力从何而来?

其三,民主党公开跟中共叫板,说明它缺乏最起码的审时度势能力,这样的党能在复杂而残酷的斗争中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并立于不败之地吗?

回答是否定的。

并且还可以这么说,这样的党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的政党,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乌合的帮派。其与中共盲目的恶意对抗行为只能说明它连最起码的自我认识能力都没有。

说到底,所谓的香港民主党顶多就是西方反共势力手中的一枚任意把玩的棋子,其一贯的逃跑主义路线和崇洋媚外的奴才思想以及极端的个人风头主义思想都足以证明这点。

对于香港的中国民族党来说,要成为一个真正无愧于时代无愧历史的伟大政党,前面要走的路还很远很远。

台湾民进党和西藏流亡政府

我之所以把台湾民进党和西藏流亡政府放在一起来写,是因为二者都是以谋求本土独立为目标的地方政治团体。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直在为西藏谋求更大的自治空间。理由是西藏有与内地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地缘差异,而谋求更大的自主性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西藏独立的文化精神。

达拉喇嘛的要求遭到中共毫不客气的拒绝,基于的原因也是西藏明显区别与内地的地域文化差异,加之西藏精神领袖打达赖喇嘛与相邻的印度素来交往甚密,因而怀疑其目的最终是要谋求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

达赖喇嘛的谋求西藏更大自治空间的努力在国内失败后,在境外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基于宗教自由和保卫西藏独特的地域文化的基本人权需要,达赖喇嘛和他的西藏流亡政府主导的所谓西藏主张,得到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达赖喇嘛本人为此也得到了西方价值观的高度肯定,并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人气在境外不断攀升,以及西方大国首脑不断高规格接待这位西藏分裂分子,中共为此以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对西方表达强烈的抗议,但西方似乎认为尊重西藏宗教文化的独立性是基于尊重本国的基本价值观需求,与支持西藏独立和干涉中国内政无关,因而对中国的横加干涉不加理会。

但即便如此,西方也对中国的态度表示高度的理解,其在面对中国的大声指责时表现出的理性和克制,以及在会见达赖喇嘛激怒中国后主动找中国修复关系都足以表明对中国的尊重和真诚。因为在西方方看来,这仅仅只是与东方基本价值观的差异,不足以从根本上影响两国的正常交往和伤害中国东方式的价值观。

由于西方在这一问题上毫无掩饰的坦荡和率直,中国领导人在表示一番矜持后,大多最终又会和西方回到正常交往的轨道上来。

也就是说,西方的主动接近如果是在告诉中国人它并没有否认中国的东方式价值观的话,那么中国领导人的积极回应也就表示了对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并且为表示自己的大度和宽容,中国领导人还接受了西方提出的与西藏流亡政府以对话方式保持接触的建议。

对于西藏流亡政府来说,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结束敌对的开端,尽管对话在未来很长的时间内都不会达成双方希望的结果,但对双方以后的政策调整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现在可以预见的是,西藏问题将会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人和全世界领导人都高度关注的话题,并且还可以断言,这个问题最终会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和解方案,至于西藏最终能否独立,或独立到何种程度,这得看西藏流亡政府坚持到何种程度,以及中国的领导人开放到何种程度。

西藏问题最终得由中国人自己解决。

但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与台湾问题比起来西藏还远远不是最迫切的问题。一来, 西藏现在完全在中国的掌控之中;二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只能在境外活动,就算其势力已渗透西藏且有外部势力暗中支持,要对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构成威胁,也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而台湾就不同了。

一来台湾过去和现在都不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内,甚至还可以认为台湾也是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二来,台湾本身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就算没有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做保护,中国隔着台湾海峡要军事收回台湾也得付出惨重代价。

中国最头疼的是民进党。

民进党是推动台湾独立的本土政党。其在台湾根基非常深厚,如果重新上台,并强行推动独立的话,中国将只有选择战争。

可是,战争又将面临怎样的结果了?

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会不会军事干涉?如果干涉了怎么办?中国又能不能打赢?如果打不赢怎么办?

其次要考虑的是,中国本身是一党专政,中国的稳定是武力压制下的稳定,一旦跟台湾交战,或演变成跟美国交战,注意力转移后,国内发生动荡和军事政变怎么办?

也就是说:只要开战,中共的政权就会有来自国内的危机,并且如果打不赢的话,来自国内的威胁就会借机毫不留情的动摇中共的执政根基。

最后必须要考虑的是,就算国内没有出现危机的前提下,中国侥幸打赢了台湾战争,成功收复了台湾,台湾的民进党怎么办?无疑又会像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那样,在境外建立流亡政府,长期干扰中共对台湾的统治,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又得跟流亡海外的民进党就台湾问题进行马拉松的谈判?

所有这些,中国都不敢面对。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可是,这必须得到美国支持。

美国会支持吗?

就算美国支持,中国又将付出多大代价?

如果抛开美国,国民党愿意吗?

就算国民党愿意,中国的代价会有多大?

再退一步,就算国共达成政治和平协议,民进党也不会干,是否意味着台湾发生内战?

就算在中国的支持下,国民党赢得了战争,民进党又会不会屈服?并且最关键的一点是,如果台湾内战,美国人会是什么态度?

所以对中共来说,既要讨好国民党,又要拉拢民进党。如何讨好又如何拉拢呢?

所以,台湾问题中共要抛开美国是万万行不通的。再说,如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台湾的民进党也是中国政治的一部分,要赶尽杀绝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而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也会成为西藏甚至新疆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会需要很长时间,但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就得到解决。

因为历史的进程常常不会按我们事先设计好的步骤进行,甚至有时一个小小的意外事件,就足以改变所有的结局。

这就是所谓牵一发动全局。

那么,牵动这一发的环節又在哪里呢?时间也许会回答我们。

国民党的两面角色与中间路线

国民党的两面角色指的台独和反台独,中间路线指的是在中共和民进党之间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利益空间。

台独与反台独首先是在两岸进行,即:中共反台独,台湾闹台独;其次是在台湾内部进行,即:国民党反台独,民进党闹台独。

对中共来说,牵制民进党台独的最大棋子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这也有风险,其一,国民党是否有能力牵制民进党的台独进程?其二是,国民党是否也会调整两岸政策,跟民进党一道闹起台独来?

中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首先,国民党的李登辉在总统任期结束后,国民党在选举中就败给了民进党,并且,民进党的陈水扁在四年任期结束后,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又击败国民党参选人连战,成功获得连任,这说明独立意识在台湾民众中已非常深厚,国民党能否牵制住民进党的台独行动也是个未知数。其次是,国民党本身的两岸政策是否会随机改变也是个迷,因为国民党的李登辉在执政时就抛出过“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台独信号,接下来当选的国民党马英九虽是一个中国政策的信奉者,但也不排除为谋求连任拉选票,再次抛出台独言论。如果真是这样,台湾这驾马车也就真正走向独立的不归路了。就算美国有维持台海现状的政策,可台湾真要走向独立,美国也奈何不得,况且,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也没有明确表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不会出兵台湾。

因而为以防万一,马英九一当选,中共就主动跟台湾政府套近乎,通过加强商贸合作的方式,给马英九留下一个中国政策的模糊空间,以防马英九对一个中国政策绝望后,带领台湾走向独立的极端。

中共的这种对台经济策略显然也是试图拉拢台湾民众,为马英九的连任创造条件,并在马英九接下来的任期内,造成既成事实的政治局面,为最终收回台湾打下扎实的基础。

但马英九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目标是重返大陆,与中共一个中国政策的收回台湾的内涵在本质上是相互抵触的。因而在面对大陆的政治统战时,国民党奉行的是只谈经济不谈政治的原则,一来两岸现在过早谈统一,台湾明显处于相对弱小的不利位置,这种不对等的谈判最后只会把台湾推进中共的一国两制圈套里去,使国民党成为台湾的千古罪人。

马英九政府显然是明智的:只谈经济,一来不会在台湾给人留下卖国的政治把柄;二来可提高国民党在大陆的影响力,使更多中国民众体会两岸的制度差异,即:台湾民主制度较之中国专制的优越性,从而为国民党未来真正融入大陆政治机制创造有利条件。

也就是说,通过两岸的商贸往来,把台湾制度的优越性植根进大陆民众中去,当民众能自主分辨两种制度的优劣时,两岸的政治谈判才会对台湾有利。等那时候,一个中国就不会是中共收复台湾,而是国民党的一个中国政策收复大陆了。

中共当然知道马英九政府的如意算盘,但中共对自己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显然充满了自信。因而现在的两岸经济合作,对于国共领导人来说就像一场政治博弈,其中的微妙之处就是台独与反台独的度的把握,并且任何一方稍有不慎就会有满盘皆输的危险。

北京显然是抓住国民党一个中国重返大陆的政策制约民进党的台独;台北则抓住北京害怕民进党独立,急于收回台湾的迫切心理牵制大陆,并从中得到更多对大陆渗透和统战的机会。

在这场政治博弈中,国民党显然已把握了先机。

对国民党来说,民进党越闹台独,北京就会越着急,就越会加快对国民党的妥协,反之,如果民进党台独的声浪越小,国民党手中的筹码就会越小,其在北京眼里的利用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但台独的声浪大到超越极限也不行,这会使北京担心局势失控,铤而走险向台湾开战。

这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灭顶之灾,一来,如果北京顺利占领台湾,国民党对中共来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二来,如果北京战败了,台独也就成了现实,国民党在台湾也不会再有立足之地。

总之,只要两岸一开战,国民党的历史也就彻底结束。

因而对国民党来说,台湾的独立行为不能没有,但也不能太过。也就是说,国民党一方面要让民进党闹台独,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不能让其太过火,如何才能恰到好处的把握这个度,则要看国民党的政治手段了。

现实的做法是有节奏的加强与北京的经济合作力度,使民进党加大摆脱北京的紧迫感后,从而加快加大独立的声调刺激北京,又不至引起北京孤注一掷出兵台湾。

对国民党来说,这同样有风险,那就是民进党冒险煽动民众动乱,从而给北京出兵台湾平乱找借口,并且动乱一平息,台湾的武装也同时被北京缴了。国民党最终落个手中午兵的地方政党下场。

因而可以这么说,两岸正在升温的经济合作,对中共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太热过头,不但帮不到国民党,反而把国们党害了,这样一来,北京就会前功尽弃;如果节奏太慢,又不能达到拉拢民心的目的。国民党失势后,北京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因而对北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边跟国民党套近乎,边做好开战的最坏准备;而对国民党来说也一样,边接近大陆的同时,边接近美国和日本,并同时购买尖端武器,威懾北京不要铤而走险。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样的发展走势,最终对台湾有利。

   台湾和大陆就像一块棋盘,国共双方隔着台湾海峡博弈,而设置这个棋局的就是美国。

至于最后的胜负,相信历史最终会告诉我们答案。

中共的现实使命与中国可能的未来格局

如果以上几章的事实成立并不出重大意外的话,那么中国未来的政治格局将是;香港的一国两制地位将在十年后消失;台湾将在十五年后回归中国,并单独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独联体国家或地区;新疆随后也将效仿西藏高度自治。而在整个中国政治舞台上,唱主角戏的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成熟的中国传统正党。至于现在的香港民主党可能在改头换面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未来的第三大党。

香港在十年后失去一国两制地位并非是很多学者说的那种被中国内地赤化的结果,而是中西方政治制度优劣互补后在中国形成的政治制度与香港接近的结果。即便如此,香港过去一百年的殖民地统治形成的独特的区域文化优势将确保它现在的国际地位。也就是说,香港成为中央直属的地方政府后,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不会改变,并且香港的地方多党制执政的多元政治格局,将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比起香港来说,台湾显然要复杂的多。

台湾局势的复杂从内部来看是本土的民进党和外来的国民党对立所致,从外部来看是美国的西方价值观和中国的东方价值观的相互冲突所致。

但随着国共两党经济合作的深化,作为西方文明在台湾代言人的国民党和作为东方文明代言人的中国共产党双方最终将找到彼此共通的结合点,两岸的政治谈判也就在这时候启动,并且由于这种谈判既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也符合台湾的自身利益,在大局势不可逆转的前提下,代表台湾本土利益的民进党既无力阻止也不会阻止。

也就是说,最终坐在谈判桌前的会是代表中方的共产党和代表台方的民进党,而国民党将是双方共同的代言人。

谈判的最终结果将回归各自的轨道。即:台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一部分,民进党将在一个中国的框架内成为台湾事实上的代言人,中央原则上不会干涉台湾内政。

国民党则退出台湾重返外省,现有的军队除保留一部分作为台湾地方武装外,大部分将交由中央控制。

   中央则由国共两党共同掌控,并且由于国共两党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成熟政党,政权交接和国家政策制订,都会保持高度理性和克制。

接下来是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必须由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央政府双方共同解决。

其一,西藏具有相对独立的宗教文化,保持西藏的高度自治是为了保证西藏宗教文化不被汉化。

其二,随着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西藏流亡政府越来越广泛的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如果不给西藏高度自治权,国内外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并最终在国内引发大规模动乱。

以上因素,决定西藏问题中共不能回避。

但西藏高度自治的前提是绝对不能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割出去。也就是说,西藏可实行类似香港现在的一国两制,并且藏人治藏,所有人事任命,均由西藏自行决断。除外交政策由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政府共同制订外,中央政府原则上不干涉西藏自治政府的内部事物。但西藏自治政府没有任何军事权力,也不得组建任何军队,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察部队则不由中央政府直接掌管。

新疆问题也跟西藏一样。鉴于其区域文化的特殊性,中央政府也应该给予新疆类似西藏的高度自治权。

这是中国未来的政治版图,也是中国确保未来稳定与繁荣,并最终成为世界强国的最基本的政治版图。

那么,中共的现实使命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是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和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

这二者都与现实中国上述可能的未来格局有直接关系。并且这两个环节任何一环出现问题都将给未来的整合造成障碍,加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文化素养参差不齐,又是一个长期压抑的封闭大国,政府的行事就更需要谨慎小心和深谋远虑。

坦率地说,中国现在在国内的支持度非常低,就算在国外,其支持度也低在30%之间徘徊。

也就是说,中共在国内的执政基本上是依赖高压手段才得以进行,而在国外则基本上依赖金钱外交和名不符实的虚假宣传获得一定的国际空间。

说到底,是政府的形象太差。

出台的政策法规很多也很好,可执行起来就是两码事。比如说打造节约型政府,中央一边出台政策就一边打自己的脸,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方针,地方政府怎么会响应呢?结果是,政策出台再多,地方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最好的例子是央出巨资建造世界超豪华的奥运场馆和是世博场馆,初看起来很多人会支持中央的做法,且还会因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可当他们冷静下来后就会发现问题,中国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西方,并且很多地方的生活水平还处在贫困线以下,国家花如此巨大的资金建造如此奢侈的场馆目的何在?

是显示强大还是显示富裕。

可是,我们真的强大了真的富裕了吗?

反过来说,如果办的是朴素而又不失国家尊严的奥运会和世博会,民众反过来对中共的支持度会大大提高。

更糟糕的是基层对中央的效仿:广场一个比一个豪华,办公楼一栋比一栋气派,并且很多机关高高在上的办公大楼,层层门卫把守,把党和人民远远隔离开来。

这样,中共又怎么赢得人民信任呢?

等等,都说明中共现在还缺乏应有的清醒和冷静,更不具备高瞻远瞩的执政能力。再说,一味的靠武力维持执政又能走多远?另外,台湾和西藏以及新疆的闹独立浪潮,以及境外反共浪潮的高涨,是不是都与这些有关呢?

因为不满才要独立才要反共。

从这个角度说,政府的执政形象和国家的稳定并没有差别,政府形象好了,国家也就稳定了,反过来,国家稳定了,政府形象自然也就跟着好了。

因而中共的现实使命是一方面要重塑形象,让独立者找不到一定要独立的借口,另一方面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为中国未来可能的格局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重塑政府形象方面,要进一步大胆的松绑思想禁锢和开放言论自由,不要怕批评,更不要怕听到不同的政见。因为敢于直面批评和包容不同政见,本身就意味着中共具备了执政的成熟和远见:一来为未来的变革打基础;二来人们都热衷关注国家大事后,工作和生活的热情就会提高,而社会犯罪率就会相应降低。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把握好一个点:如果没有外部政治势力的组织有预谋的参与煽动,人民正常的思想精神集会,甚至是相对规模的抗议,以及更大规模的言论自由活动,都与国家繁荣和稳定有益无害,更不会有颠覆政权和破坏社会安定的危险和可能。因为一切外部政治势力参与的可能我们事先就已把它排除了,比如台独和藏独以及疆独等等可能危及国家稳定的政治势力,我们事先就已着手跟他们展开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对话的话,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一般不会直接破坏和间接破坏有利于他们政治利益的谈判进程。

在这个大幅开放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过程中,政府应高度警惕包括六四学潮其间逃亡海外的激进民主势力和法轮功仇共势力在内的外部势力的一举一动,更不能容许新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在国内诞生和形成。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党派雨后春笋的增加后,由于没有自己成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经验,不但于社会无益,反而成为国家的动荡之源,搅乱和破坏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大好改革局面。

因为中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必须在成熟和高瞻远瞩的思想指导下,按自己的方式有序的进行才会走向真正的成功,任何一个闪失和疏忽,都可能使国家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

如果从这个层面说,二十年前对六四学潮和后来对法轮功的镇压,以及2009年对零八宪章的处理方式,都符合中国未来的改革需要。

因而在这里,放和收都非常关键。

放是为了更好的收,而收是为了更有序的放。

换一种说法就是,稳定是为了变革,而变革是为了更深层次的稳定。

中共的现实使命和中国可能的未来格局全都在这收和放之间。

只有做到收放自如,中共才会不辱使命。

  

                  201053凌晨五点完稿于深圳

                            本文原载《中国观察》2010年夏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