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禾问题中的中国问题

2016-10-09 23:03:45 来源: 中国观察杂志 浏览次数: 188
 

嘉禾问题中的中国问题

文/王寒非

 

湖南省嘉禾县的上访人潮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根本原因是中央集权对基层政府放任自流引发的以权贵利益为中心的野蛮粗暴执政行为,与不堪重负的民间積怨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所致,并且这种对地方强势政权的激烈对抗,由于民间力量的薄弱进而演变为两个极端:地方强势政权因为对方无力返击而越发自以为是和高高在上,弱势群体则因为屡战屡败心中仇恨和积怨越来越深,于是寄希望于借助比对抗对象更有力量的更高权威来制约对手,以其达到惩治对方和解决问题的目的,并且由于对手的越来越强势,积怨也就越来越深重,上访人潮也持续高涨的根本原因。这就像一股洪流,因为没有有效的疏散水流的办法,其一路冲泻下来,并在各路小溪小河的汇集下,变得越来越猛烈,越来越危险了。换一个角度说,上访人潮的高涨是因为强势政府的强势刺激导致的,而这种对抗力量的升温,反过来又把强势政权越刺激越强势,这种恶性循还,最终演变成了泛滥成灾的中国上访大潮。洞熟了其中危险信号的中共现政权亡羊补牢式的依法行政人性化执政,以及所谓确保民间信访渠道通畅等举措,就是为了疏散分流这股冲泻不止并力量巨大的抗议洪流,以防中共政权这堵最后的防洪堤坝,因为不堪重负而在某一天突然崩溃。

事实证明,中央政权这种消耗和分散对手力量(积怨)的战略战术是成功的。因为它至少确保了中共最高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中央政权利用手中的权力,偶尔抓一些刺眼的地方腐败官员示众,这对基层强势政权起到了震慑作用的同时,也对民间积怨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安抚作用,并造成了一种中央政权是好的,是基层官员为非作歹的普遍观念。这种反贪官不反皇帝观念在中国民间普遍形成后,有效的让中央政权在民众中确保了其执政的合法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助长了民间上访大潮的热情,充分暴露了中央执政体制的虚弱性和混乱性,并且从某种角度说,中共的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失控程度,已高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也就是说,尽管中央集权在拼命疏散和分支民间抗议人流,但基层制造麻烦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快,如果说中央集权不加紧和加强对内部机制和体制的调整,一旦基层制造麻烦的速度继续超过中共政府削弱矛盾的速度,中央集权这堵防洪墙依然面临被洪流冲垮的危险。不过是中央集权舒缓矛盾的种种手段都拿出来后,这种危机会来得晚一点而已。因而可以说,中央集权在这种危机中,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首先自保,然后再腾出手来整治一向来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对执政危机麻木不仁的基层政府官员。如果单从这点上看来,中共政权现在完全处在一个历史过渡时期:从一个横蛮执政的强势时代,过渡到一个温和的人性化执政时代。但尽管如此,它依然还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单极政权,并且可以说,这种以温和政策为基点的单极政治体制,依然会遭到各种不同政治观念的冲击,其一党执政的政治基础最终会因为这种政治需求力量的迅速成长而被强力动摇,从而迫使中共把权力彻底还给人们。并且,这个时期将很快来临。洞熟之中危机的中共高层政权,显然现在已开始着手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充分的心里准备。

中共官方今年公布了一项中国民间对基层政府的抗议数字,说其中2005年的2.6万起降低到去年的2.3万起。并且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农村的冲突只占总冲突的21%,而在2005年以前占了60%

从中共官方公布的这个基层对抗议数字来看,说明中央集权已成功的把矛盾从最显眼的农村地区转移到了相对容易化解矛盾的城镇地区,并且,这种矛盾最直接的体现在了司法制度的不合理上。也就是说,中共的移花接木手段,虽然从总体上减少和减弱了基层的抗议力量。却把它嫁接到了一个更严重更短兵相接,更容易暴露中共制度弱点的关键环节上来。也就是说,最直接最无情的矛盾冲突是化解了,但由于这些因遗留问题导致的民间利益与政府司法之间的冲突又出来了,在处理和对待这些大量民告官案件中,政府司法制度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也就更刺眼的暴露给了民众。它使民众最终明白了是整个中共政治体制存在严重问题,如果按民众的话说,就是中共的司法制度由于完全操纵在执政者手中,而没有任何第二种力量对其加以制衡,而使之演变成为维护统治者利益和伤害民众的工具。因而在民间以及在中共行政体系中有良知的人看来,中国法律就像一把专门维护地方政权和个别权贵利益的高悬站人民头上的利剑。也就是说,对抗是少了,但对抗却更具体更深入了,并且这种对抗更直接的针对在了中共政治体制的要害上来。因而可以说,这种对抗较以往的任何对抗都更直接更深入更尖锐的刺痛到了中国政治体系中最敏感最根本的神经。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除了加快加强对自身机制和体制变革的速度外,已别无选择。

如果从这个层面上说,中共官方今年公布的那组中国基层对抗数字,以及我对这组数字背后深刻内涵的理解,同样适合嘉禾,并且因为嘉禾问题本身的特殊性,这种内涵在这里体现得更为具体也更为淋漓尽致。

嘉禾是个仅有30余万人口的小县,其人口密度之大名列湖南省前茅。

嘉禾曾经出过以造反起家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大将肖克。并且其强悍民风及政治思想观念革命的先行风气,早已与其高密度的人口集中有着深刻的关系。

因为地小人多,各种利益碰撞也就更为激烈,并且由此产生的思想观念也比其他地方相对要来得快来得深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锅里斗反而刺激了不同观念不同政见的诞生,并且,这种斗争对推动整个制度的变革,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

和中国所有地方一样,嘉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后,经历了中共强势政权的无情洗劫,民众与执政者的对抗也趋于白热化。因了处于弱势的民间群体无力对抗当地政府官员的强势压制,希望借助外力来制衡当地独裁力量的民间群体开始了不辞劳苦的上访之路,他们上长沙,赴北京,尽管收获很少,也从不气馁从不放弃,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维护自己被地方强势政权所剥夺的利益。

惊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嘉禾高考舞弊事件就是在这之后的2000年爆发的。据知情人士透露,嘉禾高考舞弊之风,自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开始就已盛行,因为舞弊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并且这些幕后操纵者都是嘉禾本土的权贵们,这使对权贵早已积怨已深的无权无势的弱势群体,找到了一个报复对手的机会。

嘉禾的群众最初选择了告状,可告状没有证据,于是在外面人多关系广的嘉禾人联络了省里省外的几家媒体记者,在2000年7月7日高考这天,在预先选好的隐秘地点,对大面积的高考舞弊场面进行了偷拍,录像次日在电视台曝光后,立即引起了全国关注,相关主管官员被处罚,大批舞弊者试卷被宣布作废,并取消了录取资格,随后,嘉禾这个考点已被取消了。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嘉禾的本地官员在处罚相关涉案人员时,又勾结省市执政的权贵同僚,对舞弊案涉嫌官员又瞒天过海进行了一次司法冒险,把背后无靠山人老实本分,在嘉禾考点任后勤副主任的原嘉禾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顺抓起来强行判了两年徒刑,而真正对舞弊案应承担主要责任的有背景有靠山的官员,只进行了从轻发落。这种操纵司法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群众强烈不满的同时,也导致了蒙受两年冤屈的胡平顺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和申诉,并在每年全国两会期间,身着白色喊冤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等地叫冤喊屈。俗话说,现官不如现管,胡的举动除赢来民众同情外,冤案本身一直无法得到昭雪。据胡自己说,当年的事件由于中共的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家媒体的大量炒作而扬名中外,相关官员根本没有勇气面对这种错误的本身。这使得胡在成了司法舞弊牺牲品之后,又成了政治牺牲品。胡从未间断的上访,说到底,就是对这种强势统治的最直接对抗。

如果说2000年的嘉禾高考舞弊事件算是民间积怨对基层强势政权的一次报复性对抗的话,那么,2004年5月同样发生在嘉禾这块办弹丸之地的拆迁事件,就更是一次民间积怨与地方强势政权之间的一次更彻底更深刻的总矛盾爆发。

嘉禾拆迁事件之前,该县执政官员为建珠泉商贸城这个政治工程,不顾群众意见对所在地居民住房进行强制拆迁,并对拒绝执行者进行非法打击和报复,招致了居民强烈愤慨,最后联名对外告状,才引起了记者关注。据拆迁事件受害户透露,在2004年5月8日中央电视台曝光之前的三月至四月份,就已有全国多家媒体的记者在悄悄关注事态发展,在拆迁事件的受害户李会明等人被该县主管官员以妨碍公务,聚众抗法等罪名抓进看守所强行关押了一个月,并准备判以重刑时,以中共的中央电视台为主的全国数百家媒体开始了大规模曝光。应该说,这是对当权者强势执政的一次最沉重的打击。相关官员在全国一片骂声中,被中央政府就地免除了职务。

嘉禾拆迁事件的爆发,除进一步点燃了民众对地方强势政权的不满外,更让一直因强势政权压制下处于沉睡状态的民意得到了一次彻底苏醒。这种苏醒直接造成了强势政权与弱势民意群体之间的角色转换:强势政权反过来成了弱势政府,而弱势民意群体一跃成了强势民主群体。这种因拆迁事件而突然鲜活的民意,反过来对政府的执政取向形成了强大的约束力,这种结果灾难性的导致政府官员的不知所措:一方面,没有有效而合理的机制正确接纳群众意见,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把民意转换成具体的执政决策,来服务民众;二者,由于体质因素,一党执政的决策无法避免的缺少应有的透明性,反过来又加深了民众对其实已沦为弱势政权的嘉禾执政官的误解和不满,两者的矛盾经过翻来覆去的恶性循环,对立情绪非但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执政者的消极无为,加之执政官员制度性的腐败成风,无政府状态在嘉禾无法避免的形成了。民间抱怨和政府执政之间的这种悲剧性的对立,从某种程度上说,已上升到与中共政治体制之间的尖锐对立。嘉禾拆迁事件之后,嘉禾上访人潮持续高涨,就足以说明这种对立的深刻性与危险性。说得再确切些,嘉禾拆迁事件不过只是引爆嘉禾众多深刻社会问题的其中一个临界点而已,它点燃了嘉禾长期积累而成的民间怨恨后,上访大潮就无法遏制的积极和活跃起来。再换一个角度说,中央集权对拆迁事件相关官员的处理结果,造成了一片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热潮后,也把自己体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也赤裸裸的暴露了出来,政治变革的呼声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强烈。因而嘉禾拆迁事件的爆发以及之后的民间上访大潮的此起彼伏,都在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中共的执政智慧。

                  本文原载《中国观察》2007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