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执政危机:从放任自流到完全失控

2016-10-09 21:27:06 来源: 中国观察杂志 浏览次数: 5442
 

中共的执政危机:从放任自流到完全失控

文/王寒非

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中共的地方官员执政时的主观随意性常常显得混乱和不加节制。

在这种完全没有约束力的执政思维中,腐败和过份追求政绩是导致社会政策性混乱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执政思维的非持续性,地方财政和民间财富的活力常常遭到无情的创伤,这种结果最直接的后果是,对政府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构成严重挑战后,更对社会整体结构的稳定性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

中国是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专制国家,其间尽管不断经历沉痛的政权更迭,但其强权压制下相对稳定的封建专制,长期在傲慢和自大的封闭的思维模式的作用下,根本属性一直没有面临重大挑战。并且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固有执政作风,对缺乏应有判断力的中国地方官员思想进行了有效的麻痹,在信息化和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些连最起码的危机判断力都不具备的中国基层官员,却依然安逸的躲在中共这棵被他们错误地认为再100年也不朽,而实际上却早已因节节朽去而变得摇摇欲坠的参天大树下歌舞升平。

从本质上看来,中共现在所面临的危机是因为内部极端缺乏活力的体制因素所致。那么直接点燃这种体制危机的导火线却是突飞猛进的信息化和全球化。并且,如果仅仅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错误地认为中共正在展示其蓬勃生机,这种结论如果不是因为麻木不仁和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就一定是有意识的对社会现实的真相进行误导,其目的就是为自身从本质上进行变革争取更多时间。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了中共自欺欺人的社会经济病态繁荣的同时,社会观念和政治思想的彻底更新,更给中共的专制和独裁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尽管这种威胁和挑战在现阶段还处在萌芽或沉睡状态,但中共的最高智囊阶层显然已清醒的看到了它无法遏制的顽强的生命力,对中共现政权即将带来的最残酷无情的致命打击的危险后果。这就是中共高层现在如坐针毡的原因所在。而中共庞大的地方官员的麻木不仁,则让中共高层大失所望和不知所措。

我这么说,并不是指中共现在的执政问题比过去更严重了,而现实却恰恰相反,江泽民强势政权之后的胡温政权显然比以往更顺应民意,也更体谅民情了。但这并不能掩饰其背后潜在的巨大危机。这危机就是:由于信息化和全球化带来的思想观念的不可逆转的更新,过去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和无法看到的严重的社会体制问题,现在却一目了然的摆到了我们面前。并且我们自己还惊讶的发现,我们政治观念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迅速提高的步伐,已远远超越了中共对自身机制和体制变革的步伐。于是,因为一成不变而显得生硬呆板的政治体制与民众鲜活的政治观念之间的对立,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也就是说,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改善后,其与中共现政权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就被无情的激活了。并且还可以说,经济发展越快,其与中共政治体制之间的冲突就会越大,并越不可遏制的变得越来越严峻和危险。再换一句话说,中共现行政策的混乱,不是因为它本身越来越无序,而是因为我们更高的观察力造成了对政治更高质量的需求后,才把这种事实上已越变越好的社会制度越看越混乱了。在这种前提下,中共的专制和独裁就越来越变得尴尬和不适时宜。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共执政体系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比过去更多也更严峻的原因所在。

前面我们提到了,中共中央集权正在通过加强对其基层政府的监督力度,和提倡建设所谓和谐社会的方式来缓解日益尖锐的民间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从而为自身的改革赢得更多时间。也就是说,中共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充其量不过是在掩耳盗铃和自欺欺人。

首先,中共庞大的地方官员和地方政府的腐败是制度性的腐败,绝非中共对外宣称的是个别官员的渎职和贪婪。并且说得更严重些,正是因为这种体制性的腐败,才使中共基层官员完全丧失了对执政理念最基本的认识和理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腐败就不会没有清晰的执政意识,没有不清晰的执政意识,就不会造成尖锐的党群对立,不会酿成中共日益担忧的执政危机。那么,这一切的根本又是谁导致的呢?当然是制度。是一个完全没有监督的政府制度造成的。说穿了,中共的独裁政权,就是这种制度性腐败的罪魁祸首。如果从这个视角看,中共最高层完全把破坏社会结构稳定的责任全推给基层政府,明显就是治标不治本的掩耳盗铃。但,中共的这种行为却是明智而理性的。

首先,这些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是中共自己一手制造的,其邓小平的最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出发点,是希望这一部分人能带动更多更广泛的另一部分人,从而让整个社会都富足起来。并且,邓的雄才大略很快得到了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的一致认同,先富足起来的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农民长期以来少有的自给自足局面,的确在最初使人看到了中国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未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邓一手描绘的发展蓝图,随着邓的生命终止而迅速终结了,其继任者江泽民先生残暴和自以为是的僵硬执政作风,以及其对地方官胡作非为行为的熟视无睹和放任自流,严重歪曲了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基础,把中国彻底引上了一个完全失控和失衡的崎形道路上来,结果是先富起来的那小部分人越来越富,没富起来的那大部分人却怎么也富不起来了。并且非但如此,政府还跟富起来的小部分人勾结在一起,对占有社会财富比例不大但人数比例却非常庞大的贫困阶层,展开一波接一波的政策性掠夺。这是非常冒险的愚蠢行为,它几乎使党群矛盾尖锐到了一触即发的最危险的临界点,江泽民粗鲁横蛮的政府机器,几乎把中共推到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缘。邓小平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市场经济原则,被江泽民政权错误地演绎成了权贵经济对民间穷困阶层不加节制的洗劫,结果是,中央集权富了,跟中央集权勾结在一起的那个很小的社会阶层也富了,而他统治下的广大的人民,尤其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阶层,却越来越遭受到贫穷的困扰,中央集权的合法性也因之遭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质疑。可以说,江泽民的执政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最危险最黑暗也最令人痛心的时代,把江泽民称之为暴君,一点也不为过。

江泽民暴政在农村最直接的体现在计划生育和各种繁杂的摊派及沉重的税赋上,如果像某些官员拿中共俸禄而昧着良心把中共这一时期的无序,简单的理解为是基层政府官员偏离中央集权胡作非为的话,那他不是太肤浅就是太无耻。并且我还可以毫不客气的说,正是有了这帮无耻的走狗的阿谀奉承,江泽民的霸道行径才得以畅通无阻,如果让这帮人舍身处地的感受一下中国农民当时的痛苦和绝望,听听农民怎么咬牙切齿把下乡的中共干部称之为当年的日本鬼子进村,看看挨村挨户墙壁上写着的一人超生,株连九族的颇具威胁性的执政口号,他会不会还觉得中央集权是不是真的还在代表中国,还在代表中国人民?这与中共自己编撰的学生课文里的万恶的吃人的旧社会有什么两样呢?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农民内心的卑微和痛苦自有深刻的感受,我亲眼目睹了还算有些文化的父亲是如何跟来家里强行摊派的政府干部据理力争的面红耳赤的极端对立场面;亲眼目睹了父亲因被理尽辞穷而气急败坏的中共干部野蛮的拉扯去乡镇府的情景。父亲的抗议有什么用呢?不该交的不是照样要交?不该抓的不是照样要抓?还有,我还亲眼目睹了正在亲戚家吃结婚喜酒的超生了一个小孩的堂弟,听说乡干部来了,扔下喝了半杯的酒就慌不择路的翻窗而逃,结果腿被摔伤还痛苦的爬着走的情景。至于因为超生,房子被中共乡干部砸得百孔千苍,和因交不起超生罚款而躲在广东打工几年都不敢回家,以及那些为生儿子把一年广东打工得来的汗水钱都交给了乡政府,来年开春买化肥农药都没钱的人更是比比皆是了。等等这些,谁又敢说,中国农民的贫困和中国人民对中共的冷漠和仇视,不是中共江泽民极端政权一手造成的呢?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就是江泽民先生弱肉强食的治国逻辑?如果按个别中共走狗说的这一时期的混乱只是基层胡作非为导致的话,那也就是明确承认了中央集权对基层完全失控的事实。可是,到底是失控,还是根本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式的故意放纵呢?这不是暴政又是什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可是他一定不会想到,在他去世才十几年后,这句话就又在中国应验了,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议声浪一波胜过一波,只差那么一点点,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再换一个角度说,就算最后没有发展成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无法收拾的局面,那也是因为毛泽东他老人家的伟大光环罩着了中共,才使善良淳朴的中国农民一次又一次的忍受和原谅了江泽民政权霸道和无耻的掠夺行径。要知道,中国农民曾经为了中共的成长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诞生付出过多么巨大的牺牲和做出过多么巨大的贡献啊,可是谁也想不到,当中共政权走到江泽民时代不但没有再跟人民站在一起,反还遗弃人民,成了欺压人民的恶霸政权,因而当人们唱起那首曾经让无数人感动的热泪盈眶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曲时,我们心里除了酸楚和无奈,更多的只有沉默无语。

是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是,如果没有人民,又哪里会有共产党呢?要知道,我们的人民从来都对物质不会有很高的奢求,他们只要中共能和他们同甘共苦的心连心就满足了,并且为了民族的解放大业再多的流血,再大的牺牲,他们都从无怨言。

是的,是中共把人民从腐朽黑暗的旧社会解救了出来,可是,又是谁把人们拖入了困苦的绝望中?而如此相映的却是富裕的中央集权,是迅速倍增的高居世界前茅的巨额外汇储备,这巨大的反差,同样令人沉默无语。

是的,改革开放之后,是有一部分先富起来了,可是,这并没有像邓小平说的那样,带动了另一个部分也富起来,并且非但如此,这种富还严重加深了人们对中共的不信任,甚至是加深了对中共的仇恨,从这个基础上看,中共政权从江泽民执政后,已严重脱离了人民,严重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建党宗旨。党再不是人民的党,它已异化成了一个专门剥夺和榨取人民财富的权贵利益集团。这就是令人唾弃的所谓权贵经济。

江泽民时代终结后,胡温政权开始了更温和更人性化的执政取向。应该说这是非常明智非常清醒的,因为他们清醒的看到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再把政府和人民之间尖锐的矛盾放任自流,并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使之达到最终爆发的临界点的话,中央集权毫无疑问将受到最沉痛的打击,并且,因此而导致的中国社会的动荡,被无情的否定和吞并的绝非只是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还将使中共背上一个万劫不服和遗臭万年的千古骂名。这就是中共高层迫在眉睫的现在就必须认真面对的首要问题,并且中共还意识到,经济的增长,同样在加速这种危机的来临。也就是说,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中共来说,积极的一面有多大,消极的一面就有多大。正如一位长期在基层熟悉中国国情的官员所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多大,付出的代价就会有多大。并且如果中央政策的调整速度跟不上社会矛盾激化的速度,中共随时都有可能一脚踩响社会矛盾爆发的临界点,从而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不可避免的出现。也就是说,中共现在每走一步,都必须非常谨慎小心,就像杂技运动员走钢丝线一样,大气都不敢喘,如若哪根紧绷的弦某一天某一时刻突然断裂的话,滑入灾难深渊的就不仅仅是中共自己,还有整个中国。这就是中共现在必须小心翼翼开展人性化执政和提倡建设和谐社会,以舒缓国内矛盾的目的所在。

可是,中共最终将如何收拾中国这盘残局,这也许正是中共现在正焦虑的问题,一方面,中共一下子不敢放弃执政地位,而走到那种把权力全部还给人们的西方民主制度上来;其另一方面,危机感越来越强的中共当局又不敢回到江泽民时代集权体制下的稳定上去,因为他们明白,弦如果一味绷得太紧,稍不留神,就会有断裂的危险。另外,中共这样走一步看一步的提心吊胆下去(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自己内部的那根紧绷的神经,也容易突然断裂。也就是说,中共无论怎么走,他都不会走得太远,也不敢走的太远,关键是他如何从这根钢丝绳上下来的更体面些,而不是钢丝绳突然断裂后被无情的摔下来,这也许就是中共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最无奈最痛苦,也最没有选择的唯一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央现政权对他的地方政府已完全失控(注意,是失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不控),对缺乏危机感的无可救药的基层采取完全是既然无法控制,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漏子捅大了,影响面广了,危及到中央政权的统治地位了,就做出个杀一儆百的姿态来,尽管中共自己也知道,这对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起不到任何作用,但中共更明白,这是个安抚民心和避免矛盾激化的重要手段。并且还可能制造一种假象,即:中央集权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基层政府违背游戏规则,我们一经发现就严惩不贷。这样做的好处是,人民看到中央集权的诚意后,胸中怒火就消了一半,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中央集权不过是在明哲保身,避免从根本上直接跟人们对抗,从而激发更深刻的社会矛盾。

那么,人民要问,既然中共知道在这根钢丝绳上不能走远,那为何不就干脆走西方式的民主化道路?毫无疑问,这现在是中共高层必须考虑的问题。但,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一,中国未来不管走哪条道路,都可能是一场革命,如果把握不好,有灭顶之灾的不仅是中共自己,还有整个中国;第二,中国现在的乱局是中共自己一手制造的,如果此时选择新的政治方向,中共无疑是在逃避现实,推卸历史责任,并且谁又肯定能收拾中国现在这副乱局呢?因而中共希望把中国导向稳定的正轨,留下良好的社会印象后,再让人民重新选择中国的政治未来,并且只有这样,中共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不至于被从钢丝绳上摔下来而万劫不复,成为中共党内历史的千古罪人;第三,这是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中共现在手头掌握着巨大的国家财富,当然不愿意把抱着的金砖拱手送人,况且,中共还控制着庞大的军队,它的利益暂时还不会被动摇,维持到能体面转变政治方向那天,也还绰绰有余。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如果现在改变政治方向,倘若人民突然要清算他们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债,怎么办?中共当局当然知道这种秋后算账的残酷性,只怕一清算,他们就算不是万劫不复,也会永不翻身。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中国民间如此疾苦,而中共外汇储备却在急速增长:因为掌握了资本,就掌握了军队,就掌握了实权,尽管变革是社会发展的最终选择,但只要掌握了主动权,要顺利而体面地完成内部机制和体制的转变就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了。至于中国最终选择怎样的道路,由人民自己决定。

                   本文原载《中国观察》20075月号